管仲的会计思想视频

管仲（？－公元前645年），字仲，名夷吾，颖上（今安徽颖上）人。春秋前期思想家、政治家。公元前689年开始辅助齐桓公，当政40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管仲的经济、财税思想在中国经济、财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管仲的税收思想归纳起来有4个方面：

1、经济是增加税收收入的基础。管仲强调：“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实墟圹，垦田畴，修墙屋，则国家富”。

2．主张轻税。“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管子·五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管子·权修》）在土地税方面，管仲主张“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管仲主张“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国语·齐语》），即免征工商税。据史料记载，齐国的关市之征曾减低到“五十而取一”，可见工商税率极低。

3．实行差别征税。对土地征税，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衰，音催，意为等差递减）征，则民不移”（《国语·齐语》）的重要税收政策。这个政策是按土地质量好坏征收差额赋税，而不是对不同土地征收同等的赋税，从而达到公平税负，使劳动者不再相率逃亡，安居乐业，稳定赋税收入。

4．主张盐铁由国家专卖。管仲主张由政府控制部分重要自然资源，即“通轻重之权，徼（音脚，意求）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取得收入以满足财政需要。认为盐铁是人们必需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不可一日或缺，主张由国家实行专卖，垄断其销售，“寓税于价”，从而达到国家控制市场与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管仲的发展经济、轻税免税、差别课税和实行盐铁专卖的税收思想，对后世的税收思想家、理财家有很大的影响。

管仲的思想主张是以富国强兵，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管仲的法律思想方面主张“天道”与法律相结合，改革旧礼与创立新法，并举以法统政、礼法并用，以法律手段推行军事、行政以及商业政策，促进富国强兵。管仲（前723年～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管仲的外交主张，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为了使齐桓公成为诸侯之长，管仲在外交上协助齐桓公做了许多努力。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国救燕。

1、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把“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作为治国强齐的重要原则，并倾毕生精力建构起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体系。一是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编制组织。二是对民采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点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业”。三是选贤任能。“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四是法德并用。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任法》）。”2、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以粮食生产为本，多种经营,有节制地发展工商业，是管仲治国宏伟规划中的基本经济思想。（1）以粮为本。管仲认识到，粮食既是人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成就大业的物质基础。“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2）多种经营。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3）起末禁末。“末”即“末业”、“末事”或“末作”，可以简单理解为泛指手工业或商业。“商之于国，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禁藏》）。”3、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管仲把以百姓为本，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并使之与齐国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1）顺民利民。顺民利民，就是指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从民所欲。管仲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2）爱民恤民。爱民恤民，就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众为轴心，忧民众之所忧，急民众之所急。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4、重德教民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管仲继承和发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1）物质生活决定伦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贡献，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伦理道德形成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命题。（2）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管仲不仅论述伦理道德形成的社会物质原因，而且，对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也就是说,维系国家命运的有四大纲纪，缺了任何一条，国家就会不稳。（3）社会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认识到，形成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思想，其基础和前提是“仓廪实”，“衣食足”，但是，只强调“仓廪实”，“衣食足”，还不够，必须进行社会教化。

一提到管仲就不得不提到他在经济方面的见解，身为一个政治家，却能懂得如何去用经济调控来治理国家，而在管仲的治理思想之中，很重要的一点指导思想就是如何去发展经济。但神奇的是，管仲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生意人，甚至是因为生意的失败而导致越发的贫困。管仲祖先原本也是名门望族，但是到了管仲时期已经贫困到和寻常百姓无异，后来为了生计开始从商，若不是好友鲍叔牙的绝对信任和支持，管仲留给后人的印象只会是一个失败的商人。

管仲

然而管仲的经济思维却在治理国家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像是《管子》当中的“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句，其本身的主要思想就是要先富国再富民，而且管仲的思想是在富国上要先给予在收回，也就是所谓的予之为取。为了能够使得齐国富有起来，管仲不认为直接去对百姓索取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是先让百姓富有，然后再去顺理成章的索取。如果百姓都没有富有起来，那么这只是毫无作用的压榨。

在管仲看来百姓最难管理得便是难以富裕，正所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百姓一旦是赋予了自然也就会安心的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不用担心人口的流失；同样有钱了也就明白遵守礼节，如果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达不到，那么何谈虚无的礼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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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管仲在予之为取上是有着明确步骤的，要想让百姓富有起来，那么要先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也就是民以食为天。所以重视生产是管仲的第一步，《汉书·食货志》之中记载““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先是国家方面需要对症下药，百姓有余的时候则可以多要一些，百姓没有的时候国家需要进行补贴，这也被称之为是平准，减少贫富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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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了百姓的温饱和经济发展之后，则需要注意的是取之有度，也就是说百姓富有了的确可以缴纳更多的税收，但是也不意味这就能够毫无节制的去索取。故而说管仲才会提出“相地而衰征”；也就是说在过去征收税额是依靠的一个具体的标准来收取的，但土地资源的不平均和农耕程度的好坏，都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收入状况，而只是用一个标准去收税，则意味着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出现。那些难以承担赋税的百姓无路可走，也就容易造成对秩序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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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相地而衰征指的就是根据土地不同的情况来制定标准，然后管仲非常有远见的体现就是提出了分财的概念，也就是要和民同利。《权修》之中记载“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如果无度就会失去民心，而有度国家才能够兴盛，所以管仲提出来的不只是个人的有度，而是引伸到了国家管理层面。对此在这个基础上管仲还提出了“山泽各致其时”，也就是不能为了眼前的礼仪就四处滥伐滥捕，而是要节制让树木和鱼类都能够有正常生存的空间，而这种先进的思想至今也是极具思考价值和借鉴的意义。

最后一层面则是管仲认为国家根本是利民为先，也就是以人为本，从百姓的需求上出发，先去满足百姓也就能满足国家的需求，管仲也认为百姓就像是载舟之水，如果能满足百姓的需求则水就像是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但是如果违背这一点，那么小船则会倾覆。但是在这个前提上管仲是有要求的，那就是要先国家利益为主，也就是不能伤害到国家而去唯利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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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管仲也有着自己的杀手锏，例如是在盐、铁等这些稀缺资源上，还是归国家来进行控制，不会对外开放。在管仲看来能够抛出去的与民同利是树木和六畜，而山海之利则是贵为国家。这样在给百姓提供利益的同时又能保障不会过度。而且经济的发展也是有着上下之分的，《小问》中说到“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这也说明了在管仲心里也不是意味给予，而是有条件的加持。利民只是富国的基础，而目的是要发展国家的经济。

所以管仲的经济学问善于理财，而不是做生意，这也是为什么管仲自己创业总失败，但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