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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不堪一击
祭祀是以食物祭奠天、地、祖先的一种大礼。祭天称为祭，祭地叫做祀，祭祖叫做享。古代有五祭：祭天、祭地、祭祖、祭神、祭灶。祭祀时要杀牲，把牲肉放在祭台上,根据祭祀的等级有三牲祭（羊豕犬），有五牲祭（马牛羊豕犬）。祭祀的方式按《礼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祭八神都是与稼穑年成有关的神。腊祭则是用狩猎获取的禽兽祭享祖先。虽然两种祭祀起初并非一事，大概因为它们都是岁末的合祭，后来便混为一谈了。 郑州人在正月十五时要进行“灯祭”，就是在正月十五的时候点灯，举办送灯展，以祭祀灯神，祈求来年福寿安康。大约于清朝道光年间，先民由大陆福建省惠安、安溪等县传入台湾的台北县、平溪乡、十分寮地区，即基隆河的上游。据十分寮地区父老前辈的口述表示，早年于前清年间十分地区闹过土匪，由于地处山区，所以村民都向山中逃过,待土匪走后，留守在村中的人，就在夜间施放天灯做为信号，告知山上避难的村民，可以下山回家了，也借此种方式向村民报平安。由于当日由山上避难回家的日子，正是农历正月十五即是元宵节，从此以后，每年的元宵节，十分地区的村民便以放天灯的仪式来庆祝，且向邻村的村民互报平安。也因此十分地区的村民又称天灯为“祈福灯”或“平安灯”。古代祭祀用的灯还有三宝灯。但是这种灯的介绍很少。
别拿痴情当作你的口头禅
吴兴华先生拥有十年的教育培训行业背景，有着丰富的个人教学经验。留比期间，充分领悟到西方美学和东方美学的相通与差异，把西方美的感悟和东方哲学相结合，对中国人应该如何塑造有品位的国际形象，从色彩，服饰，礼仪等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并给予指导，让中国人士的精神形象，社交形象和视觉形象更加完美和谐。在从事专业形象设计师认证培训与企业培训过程中充分把形象管理，形象营销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真正把艺术文化和商业结合，做到个性化，产业化，并致力于文化创意的发展与产业链的建立。部分培训机构计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总裁班、中国联通、CCTV7.台湾顶新集团、海尔集团奥运志愿者，香港周大福珠宝，SONY旗下SOBEY，北京交通银行，浙江金华建设银行，中国航天总公司，国家海洋研究所二院，浙江伊人在线频道，北京市外文局，华润地产宁波分公司，宁波鼎盛国际学校，浙江浦江县委，女企业家协会，徐州市工商联企业家，徐州市彭城晚报，南京市妇联教育局、北京密云县妇联、浙江慈溪女企业家协会，慈溪梵石花园地产，诸暨同方国际公馆，浙江安吉女企业家协会，东北大学、辽宁大学,浙江科技大学等。
同时重生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宏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号。他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有名的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观。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从小就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立志要遍游名山大川。十五岁那年，他应过一回童子试，没有考取。父亲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再勉强，就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徐霞客的祖上修筑了一座万卷楼来藏书，这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内容，别人问起，他都能记得。家里的藏书还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还到处搜集没有见到过的书籍。他只要看到好书，即使没带钱，也要脱掉身上的衣服去换书。十九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父母在，不远游”，徐霞客因有老母在堂，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他的母亲是个读书识字、明白事理的女人，她鼓励儿子说：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就象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徐霞客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决心去远游。临行前，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从此，直到五十六岁逝世，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 徐霞客在完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六个省。东到浙江的普陀山，西到云南的腾冲，南到广西南宁一带，北至河北蓟县的盘山，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更可贵的是，在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中，他主要是靠徒步跋涉，连骑马乘船都很少，还经常自己背着行李赶路。他寻访的地方，多是荒凉的穷乡僻壤，或是人迹罕见的边疆地区。他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与长风为伍，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他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 徐霞客二十八岁那年，来到温州攀登雁荡山。他想起古书上说的雁荡山顶有个大湖，就决定爬到山顶去看看。当他艰难地爬到山顶时，只见山脊笔直，简直无处下脚，怎么能有湖呢？可是，徐霞客仍不肯罢休，继续前行到一个大悬崖，路没有了。他仔细观察悬崖，发现下面有个小小的平台，就用一条长长的布带子系在悬崖顶上的一块岩石上，然后抓住布带子悬空而下，到了小平台上才发现下面斗深百丈，无法下去。他只好抓住布带，脚蹬悬崖，吃力地往上爬，准备爬回崖顶。爬着爬着，带子断了，幸好他机敏地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不然就会掉下深渊，粉身碎骨。徐霞客把断了的带子结起来，又费力地向上攀援，终于爬上了崖顶。还有一次，他去黄山考察，途中遇到大雪。当地人告诉他有些地方积雪有齐腰深，看不到登山的路，无法上去。徐霞客没有被吓住，他拄了一根铁杖探路，上到半山腰，山势越来越陡。山坡背阴的地方最难攀登，路上结成坚冰，又陡又滑，脚踩上去，就滑下来。徐霞客就用铁杖在冰上凿坑。脚踩着坑一步一步地缓慢攀登，终于爬了上去。山上的僧人看到他都十分惊奇，因为他们被大雪困在山上已经好几个月了。他还走过福建武夷山的三条险径：大王峰的百丈危梯，白云岩的千仞绝壁和接笋峰的“鸡胸”、“龙脊”。在他登上大王峰时，已是日头将落，下山寻路不得，他就用手抓住攀悬的荆棘，“乱坠而下”。他在中岳嵩山，从太室绝顶上也是顺着山峡往下悬溜下来的。徐霞客惊人的游迹，的确可以说明他是一位千古奇人。 徐霞客在跋涉一天之后，无论多么疲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住宿，他都坚持把自己考察的收获记录下来。他写下的游记有二百四十多万字，可惜大多失散了。留下来的经过后人整理成书，就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这部书四十多万字，是把科学和文学溶合在一起的一大“奇书”。 徐霞客的游历，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如他对福建建溪和宁洋溪水流的考察，就是一例。黎岭和马岭分别为建溪和宁洋溪的发源地，两座岭的高度大致相等，可是两条溪水入海的流程相差很大，建溪长，而宁洋溪短。徐霞客经过考察，找出宁洋溪的水流比建溪快的结论。“程愈迫则流愈急”，也就是说路程越短，水流越急。这个地理学上的著名结论，就是由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得出来的。他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他对许多河流的水道源进行了探索，象广西的左右江，湘江支流萧、彬二水，云南南北二盘江以及长江等等，其中以长江最为深入。浩荡的长江流经大半个中国，它的发源地在哪儿，很长时间都是个谜。战国时期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书中有“岷江导江”的说法，后来的书都沿用这一说。徐霞客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带着这个疑问“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一千多里，于是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上源。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徐霞客没能找到长江的真正源头。但他为寻找长江源头，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在他以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人找到。直到1978年，国家派出考察队才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徐霞客还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先驱。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分布很广泛。徐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考察，对各地不同的石灰岩地貌作了详细的描述、记载和研究。他还考察了一百多个石灰岩洞。在湘南九嶷山，他听说有个飞龙岩，就请当地的和尚明宗引导，带着火炬去考察。飞龙岩是个巨大的洞穴，曲曲折折，洞里有洞，洞内又是坑又是水，很难行走。徐霞客全不顾及，一直深入进去，他的鞋跑掉了也不在乎。明宗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听。直到火炬快烧完了，他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他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步量，但他的考察大都十分科学。如对桂林七星岩十五个洞口的记载，同今天我们的地理研究人员的实地勘测，结果大体相符。徐霞客去世后的一百多年，欧洲人才开始考察石灰岩地貌，徐霞客称得上是世界最早的石灰岩地貌学者。 徐霞客在地理科学上的贡献很多。除上述所说，他对火山、温泉等地热现象也都有考察研究，对气候的变化，对植物因地势高度不同而变化等自然现象，都作了认真的描述和考察。此外，他对农业、手工业、交通的状况，对各地的名胜古迹演变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都有生动的描述和记载。他的这部奇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高，篇篇都可以说是优美的散文。 徐霞客最后一次出游是在1636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了。这次他主要游历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一直到达中缅交界的腾越（今云南腾冲），至1640年重新返回家乡。他回乡不久就病倒了。他在病中还翻看自己收集的岩石标本。临死前，他手里还紧紧的握着考察中带回的两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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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离散
中国瓷器的历史 战国时期在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以及湖南南部的广大地区，普遍使用原始瓷，特别是江、浙、赣一带，更为盛行。它们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比西周和春秋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江、浙、赣一带的原始瓷，胎成灰白色。山西侯马、浙江绍兴富盛和萧山茅湾里出土的原始瓷碎片，经测定：胎内Fe2O3和TiO2含量的百分比分别为：侯马1.97、1.25；富盛2.12、1.18；茅湾里1.68、0.7。因而白中带灰。原始瓷的胎质细腻致密，瓷土经过粉碎和淘洗，烧成情况良好，同时用陶车拉坯成型，所以器型规整，器壁厚薄均匀，钵、碗、盘、盂的内底，自底心开始有一圈圈细密的螺旋纹和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痕。与西周时期的原始青瓷相比，坯泥的处理精细了，烧成技术有了提高，成型由泥条盘筑法改为轮制，使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坯件的外表都上一层薄薄的石灰釉。经烧成后，多数釉成青色或青中泛黄。釉层厚薄均匀，有的凝集成芝麻点状。 广东、广西、湖南南部的原始瓷，瓷胎与当时的硬陶差不多，多为紫色、灰红色；釉除黄褐色、黄绿色外，尚有墨绿色等，但都属于以铁为主要着色剂的青釉系统。由于这时期的原始瓷胳质细腻，外施青釉，利于口唇接触和洗涤，所以都制成碗、盘一类的饮食器皿和模仿铜礼器形式的鼎、钟、盉和錞于等。 饮食器皿有碗、盘、钵、盂、盅、碟和鼎等，其中盘和鼎式样丰富，钵、碗大小成套，饮食所需用具已经基本齐备。仿照铜礼器中的盉，有流和提梁，流作兽头形，口部有浅孔，但与器腹不通，很可能是随葬用的明器。 器物的造型与其它地区的陶器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碗、钵和酒盅等大宗产品，都取直线条的圆简体形式，高矮适中，口部细薄，给人以轻巧的感觉。瓿为直口鼓腹，在胖胖的器身上装饰二圈栉齿纹，显得重心向下，稳重大方。仿照铜器形式的鼎，式样较多，有一种鼎直口浅腹，口沿的一端装一个兽面，与此相对称的一面饰兽尾，兽首高昂，头尾相应，造型独特。纹饰仍取吴越地区盛行的S纹。原始瓷的这些造型和装饰风格，显示了吴越文化的一个侧面。 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是胎、釉原料不同。从少量经过测试的标本中可以看到，西汉原始瓷胳料中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较高，前者达17.23％，后者是2.97％。春秋战国时，萧山茅湾里和绍兴宫盛的原始瓷的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分别是：茅湾里为13.69％与1.68％，富盛为15.19％与2.12％。坯中氧化铝含量的增加，使陶瓷坯有可能在较高的温度中烧成，生成较多的莫来石晶体，从而提高陶瓷器的机械强度和烧成中减少制品的变形。莫来石又称富铝红柱石，无色，晶体呈柱状或针状，熔融温度约为1910℃，是陶瓷制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烧成时若窑内温度达不到它所需要的高度时，不仅不能达到增加氧化铝的目的，反而会使坯体疏松，烧结情况很差。氧化铁的引入，就不可避免地给坯体带来颜色，在氧化气氛中烧成，胎呈红色，在还原气氛中烧成胳呈灰色，氧化铁含量越高，胎的颜色越深。所以秦汉时期的原始瓷，除一部分烧成温度比较高的产品，胎骨致密，击之有铿锵声，多数胎质粗松，存在着大量的气孔，吸水率高，呈灰色或深灰色，不及战国时期的细腻、致密，严格他说只能称“釉陶”。胎质粗松，从断面中还可看到较多的砂粒，说明原料的粉碎、淘洗和坯泥的揉炼不及战国时期精细，比较随便。 秦汉时期原始瓷的釉层较战国时的厚。但釉色普遍较深，呈青绿或黄褐等色，很可能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较战国时的高。而且由战国时的通体施釉变为口、肩和内底等处的局部上釉，上釉的方法由浸釉变成刷釉。说明两种原始瓷，从釉料到上釉工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次是器物的成型也一变战国时期拉坯成器、线割器底的作风，而普遍地采用器身分制，然后粘接成器的方法。 最后是品种和装饰也有明显的差别。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钫、钟、瓿等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则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或堆贴铺首等为主，绝少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经常采用的S纹和栉齿纹等。 这些明显的差异，表明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以前的原始瓷，乃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两者在工艺传统上看不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原因则在于楚灭越的兼并战争中，浙江境内已发达的原始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而中断。但是原始瓷重又在越国故地复兴，又说明烧制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全然断绝，所以在短期中断以后，又重新烧造。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瓿，胎骨坚硬，呈灰色，肩部划圆珠和水波纹，外施淡绿釉，具有浓厚的战国楚器的特征。由此可知，这类原始瓷开始复烧的时间，可能在战国末年。 1977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发现与灰陶扁平盖同出的几件原始青瓷盖罐。在灰陶扁平盖的顶面分别刻有阴文小篆“左”、“丽山飤官”和“右”、“丽山囗囗囗飤官”等字样，当是秦代的原始青瓷无疑。从陕西临潼县文化馆藏的器物来看，青釉盖罐的盖作扁圆形，上有半环形钮，盖下有子口与器身密合。胎质细密坚硬，烧成温度较高，但铁含量较重，呈色深灰。盖面和器身外表均满施青褐色釉，釉层不够均匀，有聚釉现象。盖罐的轮线柔和，盖与器身的比例协调，体型的大小适度，是一种美观而又实用的储盛器。 汉初的原始瓷器，所见产品有瓿、鼎、壶、敦、盒、钟和罐等。形制大都依照当时的青铜礼器，器型大方端庄，鼎、敦、盒的盖面和上腹施青绿或黄褐色釉，制作比较精细。到了西汉中期，原始瓷器的面貌发生了某些变化，敦已完全被盒所取代，一些仿铜礼器的制品如鼎、盒的形状已大不如前，鼎腹很深，足很矮，有的足已缩短到鼎底贴地，变成似鼎非鼎，似盒非盒。同时施釉的部位缩小，以至于完全不上釉，其制作已不如汉初的精致、讲究。至西汉晚期，鼎、盒一类的制品归于消失，壶、瓿、罐、钫、奁、洗、盆、勺等类日常生活用品急剧增加，生产更注重实用。同时出现了牛、马、屋等明器。牛、马线条比较粗犷，造型艺术不高，房屋多干栏式建筑，也有筑围墙的平房和构筑堡垒的楼屋式的地主庄院，式样丰富。西汉时期几种主要器物的演变进程是这样的： 瓿 在西周时期多仿青铜瓿的造型，敞口、圆腹、圈足，肩有小圆饼，腹身饰弦纹，像后代的坛子。西汉初期的瓿，平唇短直口、斜肩、扁圆浅腹、平底、底下安有三个扁平的矮足，肩部有对称的铺首双耳，耳面翘起并高出器口。上有扁圆形盖，盖面中心有捉手，便于揭取。盖沿下面作出子口，与器身吻合紧密。到西汉中期，肩部渐鼓，耳的顶端则逐步降低，与器口接近平齐，底下三足消失。到西汉晚期，瓿的形体变得又高又大，敛口、宽平唇、圆球腹、肩部的双耳已大大低于器口，形如大罐。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瓿已不再生产，为印纹陶罍所代替。 鼎 汉初的原始瓷鼎由战国时期的陶鼎演变而来，兽蹄形三足较高，附耳高翘，耳根突出。盖似半圆球形而顶面稍平，上附三个高钮，仰放时可当三足用。西汉中期，鼎的双耳短直，兽蹄足显著变矮，逐渐与底平齐以至完全消失，盖钮也逐渐变小而成乳钉状，像个罐形。西汉晚期以后，鼎与盒等仿铜礼器不再生产。 壶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各地窑口生产的大宗产品。汉初的原始瓷壶，口部微向外侈，颈部较长，器肩斜鼓，并装有人字形纹的对称双耳，腹下圈足较矮，称为圈足壶。到西汉中期，口缘趋向喇叭状，颈部缩短而器腹加深，圈足更趋低矮以至变为平底。肩部附耳作半环形，也有在双耳上端贴铺首或难塑龙头的。到了西汉晚期，壶口已明显的呈喇叭形，腹部球圆，极少发现圈足。双耳常作铺首衔环。长沙五里牌汉墓出土的喇叭口壶，耳部配装活动的铁环，是非常罕见的。壶耳也有作成鱼形的，或者在竖耳的上端堆贴横“S”形纹，除喇叭口壶外，还有长颈壶、蒜头壶、匏壶等不同的造型。它们的数量不多，但式样新颖别致，如长颈壶，在扁圆形的壶腹上，配以修长而细圆的直颈，稳重端庄；蒜头壶，长颈球腹，颈上为形似蒜头的小口，造型别致；匏壶小口束腰，整器像上小下大的两个圆球联接而成，其状颇似葫芦。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装饰艺术，大致说来前期比较简朴，一般器物上都只饰简单的弦纹或水波纹，未见有繁复的装饰纹样。到了西汉中期及其以后，装饰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有了简单的刻划花纹，如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尤其喇叭口壶和长颈壶等器物，往往在器物的口缘、颈部、器肩及上腹等部位，于醒目的凸弦纹带的区间内，分别划以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云气纹线条柔和流畅，使人如觉流云浮动，在流云之间往往还配以神兽飞乌，画面十分生动优美，可与同时期的铜、漆器图案相媲美。在浙江义乌发现的一组西汉中期原始瓷器，其装饰图样颇为特殊，如在壶的耳部堆塑鼓睛突目，两角卷曲的龙头；在瓿的腹部划有对称的两个半身人像，其下为佩壁图样，佩带穿壁作迎风飘舞状。瓿的耳面则印出面目狰狞，一手举剑、一手持盾，威武凶猛的武士形象。同时在盖顶堆出躯体蜷曲、毒舌前伸的蟠蛇形钮，刻划精细。这种装饰手法和题材内容，为同时期的陶瓷装饰艺术中所罕见。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到西汉中晚期以后，这种既有艺术装饰而又具实用价值的原始瓷制品，不仅在当时的产地浙江和江苏一带广为流行，而且在江西、两湖、陕西、河南、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有发现，表明它已成为当时人们所乐用的制品，被作为一种畅销的新颖商品的而远销外地。 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的品种和纹饰都有所变化。西汉时期曾一度广泛流行的瓿和钫等器类，此时已不再生产，而罐类等日常生活用器的烧造量则在急速增长。 盘口壶是东汉时期所盛行的一种原始瓷制品，它的口颈较高，口内的盘面很小，球腹，平底，显然是由喇叭口壶演变而来。西汉时有的喇叭口壶已在口颈交接处做出一条棱线，到东汉前期棱线更加突出，口颈斜直，初具盘口的样子，中期以后，直变成盘口壶。罐多数作直口平唇，肩安双系，上腹鼓出，下部斜收成平底。盘大都直口斜壁，浅腹大底，而且往往与耳杯相配，可能是一种托盘器具。碗弧壁平底，腹部较深，容量较大。这些饮食器皿和容器的造型表明，当时原始瓷器的制作已转向经济实用。又如此时新出现的品种之一的提盆，束口、鼓腹、平底，盆体宽大而稍扁，口沿安有粗壮的弯曲提手，是一种提携方便的盥洗器。这一时期原始瓷的花纹装饰也较简单，此时最通行的是加工简单的弦纹和水波纹。如在双系罐和盘口壶的腹部，密布规则的宽弦纹，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弦纹罐”和“弦纹壶”。此外在熏炉的腹部镂雕三角形的出烟孔，钟、洗的肩、腹部贴以铺首，五联罐的颈腹部堆塑猴子和爬虫，以及鬼灶上刻划鱼、肉图案等。灶上饰鱼、肉，既点明了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 在东汉中晚期的窑址和墓葬中，又发现有一类胎、釉呈色很深的器物，以前通称为“酱色釉陶”。器型有五联罐、盘口壶、双系罐、碗、洗、盘、囗（钅焦）斗和耳杯等。所谓五联罐，即在罐的口肩部位附加四个壶形小罐，加上器身的罐口构成。周围的四个罐比较矮小，而且与器腹不相贯通，器肩和上腹堆贴猴子与爬虫等。这种五联罐在东吴、西晋时发展成为谷仓。囗（钅焦）斗器身作洗形，腹部装横柄一个，底部安有三足，它常与形状如钵、胳壁较厚，口缘安有对称的半环形双鼻的火盆共存，说明囗（钅焦）斗被搁置火盆之中，盆中加放炭火即可用来温食，应该是当时暖锅的模仿。这类制品因胎料中含有较多量的铁分，在稍低的窑温下也可以使坯体达到较好的烧结状态，所以多数器物的胎骨坚硬而致密，碰击时发声清亮。这类原始瓷器，胎呈暗红、紫或紫褐色，多数通体施釉，釉层比较丰厚且富有光泽，质坚耐用，实用价值较高。而它是一种利用铁分较高的劣质原料做成，是东汉窑业手工业者的一个创新，为东汉晚期黑釉瓷器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在墓葬内也发现部分器物的胳骨较为疏松，容易破损，显然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 综观秦汉时期的原始瓷器，胎土中含铁量比较高。化学分析的结果表明，浙江地区的瓷土，其铁含量均高达1.5～3％左右。所以在还原焰中烧成时，胎即呈现淡灰或灰的色调，在氧化焰中烧成时，胎则呈现砖红或土黄色。 当时所用的釉料仍然是以铁作为着色剂的石灰釉，氧化钙的含量普遍较高，所以釉的高温粘度较低，流动性较大，有较好的透明度，也容易形成蜡泪痕和聚釉现象。在完全依赖直接经验进行生产的条件下，铁分的比例和烧成气氛自难准确控制，所以原始瓷的釉色也颇不一致，或作青绿色，或青中泛黄，或呈黄褐色。 同时由于釉料中还含有一定量的二氧化钛，在还原焰中有部分转变为缺氧结构，使釉呈现灰的色调。在东汉以前，施釉用刷釉法，并且只在器物的口、肩等局部地方施釉。到了东汉中期开始采取浸釉法，器物大半部上釉，只是近底处无釉，釉层增厚，而且釉胎的结合也大有改进，少见脱釉现象。成型多采用快轮拉坯成器身，再粘接器底而成，器型比较规整，器壁往往留有轮旋的痕迹，而制作精细的钟、壶类器物，则在成型以后又进行修坯、补水等工序，因此表面都十分平整光滑，不见“棕眼”等缺陷。有些制作精良的原始瓷器十分接近成熟瓷器的形态。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浙江省上虞县上浦公社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的瓷片标本和窑址附近的瓷土矿中的瓷石样品作过许多测试和化验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该窑场的制品，具有瓷质光泽，透光性较好，吸水率高，在1260～1310℃的高温下烧成。器表通体施釉，其釉层比原始瓷显著增厚，而且有着较强的光泽度，胎釉的结合紧密牢固。釉料中含氧化钙15％以上，并在还原气氛中烧成，所以釉层透明，表面有光泽，釉面淡雅清彻，犹如一池清水，已经具备瓷的各种条件。 因此，把瓷器的发明定在东汉的晚期，是比较妥当的。由原始瓷发展到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的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也是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由于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又远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广为烧造。这种新兴的事物，一经出现即迅速地获得人们的喜爱，成为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但是刚从原始瓷演变而来的东汉晚期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此时常见的器型有碗、盏、盘、钵、盆、洗、壶、钟、罍、瓿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砚、唾壶及五联罐等。瓷碗是古代瓷业生产的大宗产品，汉代始见，魏晋流行，唐以后大量生产。东汉晚期平底碗的造型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口沿细薄，深腹平底，碗壁圆弧，就像被横切开来的半球形；另一种口沿微微内敛，上腹稍微鼓起，下腹弧向内收，平底，器型较小；两种形式的碗底都微向内凹。盘，多属大件，器型与原始瓷盘十分相似，通常作耳杯的托盘用。盆，直口折唇，上腹较直，下腹向内斜收，腹中有较为明显的折线，廓线挺健。罐的种类相当丰富，有直口球腹的双系罐、泡菜坛和四系罐等，前两类完全承袭了原始瓷罐的形式，而四系罐最为多见。它的形状是直口圆唇，鼓腹平底，肩部凸起，肩腹之间装有四个等距横系（个别也有作六系的），系孔扁小，不便系绳，故系下内壁往往有凹窝，系的两端留有按捺的手指压痕。肩部有弦纹或水波纹，腹部常见有麻布印纹，也有通体素面的。这种罐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在上虞县的许多窑址中都有发现，在不少省市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壶也是一种发现较多的器物，它的造型仍类似原始瓷壶，但也有了某些变化。那种腹部遍饰粗弦纹的作风已经少见，盘口较浅。浙江鄞县东吴公社生姜大队发现的一件型体较小的青瓷壶，外形颇似战国时代楚国的陶壶，肩部有半环耳二个，并划弦纹和点线纹，底部刻隶书“王尊”二字，可能是匠师之名，也可能是买主王尊定制。钟，口颈较大，腹部稍扁，下有高圈足，腹部贴有对称的铺首，显然是仿照铜钟的形式。奉化县白杜熹平四年（175年）砖室墓出土的五联罐，颈肩贴堆纹，显然是对褐釉原始瓷五联罐的模仿。同墓所出的井，敛口、斜肩、筒腹，粘贴在肩部的扁条形绳纹交叉成网形，交叉点饰乳凸，应该是表示绳结，是一种少见的产品。 此时瓷器的装饰花纹，仍旧为弦纹、水波纹和贴印铺首等几种，与原始青瓷的装饰手法无甚差异。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瓿、罍等器物，外壁拍印麻布纹、窗棂纹、网纹、杉叶纹、重线三角纹、方格纹和蝶形纹等，也与印纹硬陶的装饰图样基本相似。这些也都说明东汉时代的瓷器，从造型艺术到装饰手法，均存在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明显烙印，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说明它刚从原始瓷中脱胎而来，仅仅是迈出了它的头一步，然而这恰恰是划时代的一步！ 越窑瓷器素以青釉制品闻于世，但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却发现它还同时烧制黑釉瓷器，此外，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这种黑釉瓷器的坯泥炼制不精，胳骨不及青釉瓷器细腻，器型也较为简单，以壶、罐、瓿、罍等大件器物为多，也发现有碗、洗类器物。它们的造型和纹饰与青釉器相同，唯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中出土的一件四系罐，肩部饰有一圈莲瓣纹，是佛教艺术传人中国以后在瓷器装饰上的最先反映。根据国家建筑材料总局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这种黑釉瓷的胎含SiO2高达73～76％， Al2O3含量较低，占15～18％， Fe2O3含量为2.3～2.8％，系用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原料，所以能在1200±20℃～1240±20℃中烧结。器物外表所施的玻璃釉，是含有高达16％CaO的石灰釉，由于釉内氧化铁含量达到4～5％，所以使釉呈现绿褐色乃至黑色。器表施釉一般不到底，器底和器壁近底处露出深紫的胎色。瓿、罍、罐的内壁还常常涂有一层薄薄的红褐色徐料。釉层厚薄不均，常常有一条条的蜡泪痕以及在器表的低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由此可见，黑釉瓷的烧制，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色釉瓷器。这种黑釉瓷胎质较粗，用料要求不严。由于在器表施以黑褐色的深色釉，粗糙而灰黑的胎体得到覆盖，为瓷器生产扩大原料使用范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它导源于酱色釉原始瓷，是对酱色釉原始瓷的提高和发展。所以这种黑釉瓷器的出现，同样是汉代瓷业中的一项重要的成就。
